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院长）：非常开心非常感动的看到，我们下午的讨论也这么热烈，下面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嘉宾一：我想回应一下刚才看的短片，我感觉这次调整，总有一定的理据，比如说它的降分到底是处于什么考虑？到底是占了母语太多的时间，还是什么原因？但是有一点，学生不一定因为它的降分而不去努力学习英语。第二，雅思考试也好，托福考试也好，考试为了拉开距离越来越难，那些要进入一流的学校并不会因为你降分了，就不去学习。第三，外语生活化。教育学院还是属于教育部的，最后还是没有社会化，社会化是真正的法人机构，比如学生一年两考三考，这样形成更大的利益集团，所以现在成了抓分族，语文大概一年有一千多万，现在有一千七百万，不行再考，这个机构谁来掌握？下面各种各样的机构就更多了。最后一点从外语教育来说，这不像驾照，你考过了一次就能够成功的，语言能力必须是长期的培训，不像美国它考过一次了还在生活当中使用。我感觉整个设计有一点荒谬。
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院长）：关于外语中批评意见很大一块是对于外语教育效果不好的原因，我们有一位代表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在英语学习上以及其他专业上取得重大成功，他用他的方式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代表。所以现在请朱老师讲一下。
朱丹平（高效英语训练法创始人）：上午到现在有很多专家讲了不同的观点，深受启发。今天在座很多我们的学生，专家的话对学生的导向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学生比较迷专家，思维上对专家的讲话是比较崇拜的。我拿哈佛大学最新研究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上面的身份是家长代表，实际上在英语教学方面有20几年的经历，一直对英文教学非常感兴趣，当时是没有技术解决这些问题的，到了今天整个学习情况完全变了。我把我的结论报告给各位专家以及同学。
就是英语教学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前列，英语教学怎么改？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了十几年，目前来讲成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现在收费的学生用了新的方法来训练以后，进步非常好。经过我们的训练，学生三年以后全部超过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学生，这里面实际上是技术在变，为了符合这次会议的精神，我想关于分数加与减都不重要。
我们的跟踪不单单是看看哈佛大学，我们看看每个老师怎么上课，每个老师怎么跟学生互动，他的学生怎么培养出来的，我跟踪了近十年，十年中从第一天进去到现在，和每一位老师电子邮件的沟通。本身我是大学老师在第一线上了20几年的课，后来又把兴趣关注英语教学，我们的研讨结果是这样的。首先，我们从全人类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以后，任何两个人之间，它的沟通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任何人都能沟通了。接下来全人类肯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考虑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沟通语言，使得我们相互沟通像普通话一样那么简单。不管你是不是有个人的民族利益，或者地区利益等等，但是长远来讲肯定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未来肯定走向这个问题，大家用共同语言来交流。而且我们人类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是学工科的，我们的分析更多从操作层面来讲，比较大的英文和语文，美国研讨会的时候来了很多双语非常好的，同样两种语言在学的过程当中，用英文来学，和中文来学，中文比英文困难得多，美国100%的文盲没有，因为它的拼音文字，没有经过学校的教育，写的时候辅音写对了，元音写错了，美国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够用英文来写，但是拼写有点问题。但是对汉语来说根本做不到，如果你没有进过学校完全不认识字的。所以很多在那边的家长为了使孩子学习中文，把他们送到中国学校，非常困难。感觉中国学生有双重责任，一个中文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你要走向世界，将来人类的选择肯定是比较容易学的，而且普及非常广的语言，很有可能就是英语，而且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英语。对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不管你怎么去调整，只会越来越重要。
现在我们的学习怎么学呢？我们非常自信的能够回答刚才徐教授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找到英语学习最好的捷径，我有三个重要的发现，第一，我们发现我们中国学生，如果你能够花50分钟左右的时间按照新的方法来学习英文语法的话，很快英文语法能够掌握，一旦掌握了语法现在有计算机帮助阅读，马上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方式进行很好的阅读，而且我们的阅读是有工具的，而且同时有声音来保证。这样一来发现学生很快的阅读，听力就上去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口语，这样抓起来就非常容易，最后我们还搞了很多听写。我们学生的阅读数字每分钟160个字，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一个小时大致就能读五千个词而且是带声音的。
冯增俊（中山大学教授）：设计一个类似语言生活的社区来学，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好意，但是外语毕竟不可能像本族语一样，但是我们作为教育可以设计一个类似本族语成长的方式和环境。所以我感觉意当然是好意，但是要寻找神针的外语，但是这种设想可能是用错误的方法，因为错误的结论，所以做出错误的想法。因为教育你不可能就像真实一样，我们做这个实验主要是肖建芳来支持的，小学毕业就是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我们要跟现在的课程标准，课程结构都要改变。我到芬兰去，芬兰街上随便找一个人都讲英语，讲德语，为什么我们不行呢？因为我们的教学方法。教育肯定可以走向完美的人的一步，但是不可能就变成完美的人，不可能吃包子，吃了第六个饱，前面五个都不要吃了。所以老师肯定是有个好意，但是意思肯定是不一样的。
徐大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全盘否定我的发言，我必须要辩护一下，先说芬兰语跟英语的距离是比较小的，我们现在的外语教育，为什么很多各位讲效率低，为什么效率低，还是粗放式的教育。芬兰语跟英语的距离，汉语和英语的距离都没有准确的计算。美国外交学院都是一些精英人才，芬兰语需要22种，学其他的东欧语言就需要44种，学汉语就要88种，而且还其中包括一半的时间要他放到社区里面去浸泡，美国那叫精英外语教育，所以很有效，它集中人力物力，包括你们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都集中到少数具有语言天才的人身上精选出来，然后强化的训练，做一个模拟社区，优秀的老师，优秀的学生，良好的社区环境，所以能学好。我们如果你要确定全中国人民都来学英语，他没有那个环境，学习一种语言不光是外语，第一天使，第二，地利，第三，人和。你如果没有出生在那个家庭，你又不是低于2%的语言天才，那你在你的社区里就有足够的人使用语言，你有足够的机会实践。第三，你把她取回家也行，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还有科技，先进的教学手段，先进的教学方法，甚至可以把元基因注射到你的脑子里，让他也变成语言天才。这里有很多办法，但是现实情况，杨锐先生讲的，我们优秀的外语人才在国际上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而且这不是中国人问题，不是中国人不优秀，你要人这些讲英语的人让他们讲流利汉语的人，他是找不到的，这就是语言距离的原因，这就是精细的语言教学发展，不能片面的一刀切。
嘉宾二：徐老师讲的话，我看他的题目觉得很震惊，徐老师提到的问题不是取消外语教育整个本身，是对现有教育的方法或者环境是问题的，只是强调字面上的概念。现在很多学者提出世界语言，这是一种多语的思维，我相信欧盟很多国家也在鼓励欧盟的学员学习各种语言，徐老师讲的语言距离，芬兰语和英语很接近，虽然汉语和英语之间确实存在比较大的距离，从语言距离的角度看，中文和俄语，斯拉夫语是最远的，我们赵蓉晖教授没有出过国，没有去过前苏联，但是他的俄语确实好，她当年选志愿的时候，就是哪种语言最难学就学哪种了。现在在互联网情况下也能弥补很多环境的不足，上个礼拜上外的陈坚林教授也讲了这个问题，陈老师就说当时没有很多原版教材，但是并不影响这些教授成为国内外语界知名的学者，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我们继续讨论的。
徐大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全国有几个上外，全国有几个北外，不能用个别否定一般，朱教授这样先进的方法能不能在全国使用，现在有没有这个条件？
朱丹平（高效英语训练法创始人）：到时候我们可以请徐教授去看一下。
梅德明（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合作学院院长&海外培训部主任）：我们走出去肯定会被打死，我们会讲外语，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外语，我想我回去跟父母亲说的话，他肯定会被我打回老家，但是我不知道老家在哪里。语言是为了表达思想，任何语言都有这种功能，你讲外语可能是在上面加了一分，那是另外的情况。我们上海外国语大学仍然是以外语教学为见长的一所大学，我们能够做到今天是把徐教授认为不可做的，我们在做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方法，是一个环境，地点也见得是上外，如果你讲的是浸泡法或者社区，我们非常同意这种教学的环境，但是很难做到。现在全国的外语师资，外语资源，只能按照现在的模式去做，当然肯定有很大的问题，这牵涉大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投入这么多的精力，时间，地点。
另外，我们在讲到国家战略或者国家规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分清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我们实施的义务教育，这是国家出资国家培养，我们的教科书一定是在国家的主权下进行编写的，不可能交给社会的独立机构去编。但是对于大学的阶段，是不是还要进行目前这种大学英语教学，有不同的看法。大学英语是不是要教，是不是要这样学，国家没有规定，因为这不是义务教育，不是国家的一个责任，但是从其他国家来说，有交给地方的，有交给社区的，像中国中文大学就交给语言中心来承担，当然这些举措和改革，我们蔡教授有不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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